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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水業戰略論壇:斷面水質和進水濃度雙重壓力下的“十四五”之機會與風險

時間: 2020-07-07 10:11

來源: 中國水網

作者: 郭慧 顧春雨

“十四五”水務行業將面臨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既要滿足斷面水質的即時要求,也要滿足提質增效行動方案要求的從本源上解決問題。值得思考的是,這兩個目標是否能同步協調,行業內其實並未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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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濤視頻:二十年水業縱深,貫穿生態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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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封面這張圖更多是在想表現當前行業面臨的雙重壓力,我們論壇總是力求抓住行業當時的熱點痛點,一些讓我們永遠記憶的時刻。“十四五”水務行業將面臨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既要滿足斷面水質的即時要求(環保部門的要求),也要滿足提質增效行動方案要求的從本源上解決問題(住建部門的要求)。值得思考的是,這兩個目標是否能同步協調,行業內其實並未達成共識。

一、水務行業基本面

對比其他行業,環保圈和水務行業受疫情影響相對最小。

二、水務PPP、特許經營、EPCO和專項債

此消彼漲,2020年一季度EPCO項目在水環境項目(包括PPP和EPCO兩種模式)中佔比大幅提高。PPP的可行性缺口補貼投資額增量大幅上升。之於環保類,地方政府往往將污水處理廠捆綁到河道治理或以類似方式來加工PFI類項目,一方面是基於治理目標對於“廠網河一體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滿足財政部對這類項目經營性收入比例的要求。在這類PPP項目需要捆綁經營性收入,但這部分的“經營性收入”恰恰是與專項債中項目存在部分重疊。專項債項目要求自身收入能夠還本付息,需要有回報模式,地方對專項債使用更傾向於選擇平台模式,這使有錢的人更有錢。而專項債對PPP的擠出效應至今沒有解決。

三、水務行業平台型企業的再次崛起

平台型企業近年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成立省級平台公司往往與其主管廳局有很大的關係。比如統計結果顯示平台公司50%是與水利部和下面的水利廳或者水務局有關聯,這些平台公司主營業務一定是他的主管部門優勢領域相關。由於PFI模式內在的核心邏輯,使中央級、省級甚至市縣級平台型國企,這幾年在水環境PPP項目上有明顯的上升趨勢。

四、環境部斷面達標監管倒逼出業務增量,年終大考不是終點只是起點

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這個文件是由生態環境部發起的,類似於“水十條”的發佈,帶有強烈的“環保部”的色彩。事實上,把這個文件叫做環境治理體系不如叫環境監管體系更貼切,但它對行業的影響將十分深遠。對於城市河道斷面考核和監管,不是2020年環保部門檢查通過就結束了,未來會在多個細節持續要求(注:比如斷面監測點位還將在十四五期間翻一番)。


五、住建部提質增效逼出污水收集率,處理規模商機有待拆解

污水處理率指標在當前新的階段已經失去意義。污水實際的收集(加處理)情況比“處理率”要低很多。如果僅從提高收集率的角度來看,考慮到對污水直排、溢流、以及雨水處理的需求,未來需要新增的污水處理規模可達9000萬立方米/日;但從理論上而言,如果將排水管道中的客水趕出,又能騰出3000~6000萬立方米/日的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

六、面對管網,針對混接錯解消滅直排污水和趕客水是共識

從統計數據上看,我國所謂的“分流制”管網已經佔到了大多數,但實際上水環境的問題依然存在,而排水管網質量、管網混接錯接以及管網管理等原因所導致的污水的直排和客水滲入等問題的嚴重性已經遠遠超過了排水體制(即合與分)本身優劣的問題。因此,首先還是要解決污水直排的問題,即使在分流制體系下,由於錯接混接,造成污水進入雨水管網或者溝渠現象大量存在,這是當務之急要解決的問題。另外,業內普遍的共識是要將客水“趕出”排水管網。所以,糾正混接錯接的工作將與一部分管網維護修復任務同時進行。

七、兩種壓力下的兩條路線,交織在幾不可能三角

方曄老師在珠海的實踐,實際上是走向純粹的分流,可稱之為最純正的“正本清源”模式,這種模式最具生態性,但離不開前端完善的海綿系統對雨水徑流污染的削減,珠海具備這樣的條件。而實際上,我國大多數城市的排水管網是合流與分流並存,甚至出現“混流制”的不佳狀態,部分城市摸索選擇“兼流並蓄”的路線,但也許有的地方只是得過且過被動應付。為概括全國不同城市的情況,我們用一張二維圖梳理了 “十四五”期間相對全面的城市水環境治理總需求,圈的大小表示各類項目總的資金需求。在斷面水質考核和提質增效文件的雙重壓力下,項目從污水源頭“分類”收集到幹管維護整修以及末端削污調蓄都有分佈。無論是正本清源還是兼流並蓄,兩種模式都面臨這一個新的幾不可能三角的艱難選擇。而在經費來源有限、融資渠道狹窄和管理機制不暢等不利因素下,兩部委不同的考核方向,又可能會使地方政府在選擇時首尾難顧、捉襟見肘。面對雙重壓力下十萬億的需求,我們要討論的,不僅是錢從哪來,還有未來錢花在哪,以及先花在哪,怎麼花,誰來花等的問題,這些都是行業未來要持續探索的問題。

前言

非常感謝今天堅持還留在這裏的各位環保界同仁,因為很多提前離開的朋友給我發短信説,“實在不好意思,怕回晚了,就要做核酸檢測了”。這個論壇又很幸運地像之前地每一屆論壇一樣,搭上了時代的熱點,而且不只是和水務行業有關的。當我們再過兩、三年甚至五年回顧戰略論壇的時候,仍能想起2020年的論壇剛好在疫情的波動期,就像這張圖一樣,我們就是那個人,上面的鯊魚是或隱或現的幽靈。當然,其實這張圖更多是在想表現行業當前的雙重壓力。我們論壇總是力求抓住行業當時的熱點痛點,一些讓我們永遠記憶的時刻。比如昨天趙峯總談到三峽不是野蠻人(相關閲讀請點擊:趙峯:長江環保集團參與共抓長江大保護的工作實踐與思考),我想起五年前也就是2015年的水業戰略論壇,看到了很多野蠻人過來,東方園林説我們要當野蠻人(相關閲讀請點擊:東方園林劉旭:環境 “野蠻人”的理性思考),回顧這五年,鮮明地體現了時代在給我們機會,也一直帶來風險。到了2020年或者“十四五”到來的時候,我們依然面對機會和風險,只是每次具體的原因和結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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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報告題目是《斷面水質和進水濃度雙重壓力下水務“十四五”的機會與風險》,水務圈的人或者來自住建系統的人有時會抱怨環保監管帶來了太大的壓力,而且督察在解決問題上幫助不夠,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如果沒有2015年《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以下簡稱“水十條”)對斷面水質的要求,也包括PPP部分的催生,幾萬億黑臭水體治理的市場可能一直沒有全面打開的機會。

經過運動式的三、四年,當城市大型的黑臭水體治理工程實施達到了一個階段以後,又發現了新的問題——也就是去年《城鎮污水廠提質增效三年行動方案(2019-2021)》(以下簡稱“實施方案”)文件提出的問題。剛才王洪臣老師對於為什麼發佈該行動方案做了很詳細的解讀(相關閲讀請點擊:王洪臣:城鎮污水處理要回歸問題本質,精準提質增效)。我們水務行業的“十四五”面臨着一個非常複雜的局面,既要滿足斷面水質的即時要求(環保部門的要求),也要滿足實施方案提出的從本源上解決問題(住建部門的要求)。值得思考的是,這兩個目的是否能同步協調,行業內其實並未達成共識。

一、水務行業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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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分析一下2020年一季度,我們曾覺得2019年是自己經歷過的百年中變化最大的一年,沒想到2020年每天更在“活久見”,很多事情的戲劇化比2019年要刺激得多。從這張圖來看,財政收入的下滑,一季度的數據非常慘烈。GDP、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支出(增速)都成了負值。

其實,環保圈受疫情影響相對最小。雖然我們不能和有收益的行業相比,如網上直播;但是對比影視、酒店業、餐飲,環保行業還算相對樂觀。到六月末,相信很多環保企業的業績經過這兩三個月的奮戰,收益上能夠與去年同期相差無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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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看在一季度經濟下滑影響下水務上市公司的財務情況,總體來看,水務行業第一季度的報表是很難看的。但是對比前面一張圖第一季度財政數據的下滑,包括對比2018年年底,今年並不是最糟糕的狀況。如果再過一段時間,在6月底看這些數據,可能各家環保水務上市公司的業績相對還是不錯的。這個背後原因之一是;基建的拉動作為補充經濟的一個重要手段,使環保業務在疫情期間並沒有減少,甚至提高了;第二是即便面對外部衝擊和內部經濟下滑,中央對生態文明建設要求沒有降低。(相關閲讀請點擊:金海年:中國經濟展望,千年大變局)

二、水務PPP、特許經營、EPCO和專項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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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們還是面臨很多困難。左圖顯示,水務PPP含特許經營項目(這是比較容易觀測到的商業機會,尤其是對於我們的A方陣)。2020年一季度,因為受疫情影響有一個多月的鎖定期,即便如此,2020年第一季度的總量跟2019年基本持平甚至略有提升。但是可以看到,在PPP被管制的情況下,有32%的特許經營項目不在PPP庫裏,存在着不合規的風險(右上圖)。這與財政空間、入庫的繁瑣以及特許經營本身的優勢(依然能夠融資落地)都有關係。從不在庫和在庫的項目比例看,中部省份不在庫的比例最高(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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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圖可以看出,由於純政府付費的PPP項目被進一步壓制,2020年第一季度PPP項目比例有所減少。這個對於A方陣聯合央企拿一些項目還是有壓力的。此消彼漲,2020年第一季度EPCO的項目在水環境項目(包括水環境PPP和EPCO兩種模式)中的佔比大幅提高。昨天首創(相關閲讀請點擊:首創股份楊斌:以創新跨越產業週期  應對產業新變局)、北控都提到,2020年在督察的時間壓力下,政府至少是能騰出一些資金做這件事,但更多的選擇EPCO模式。當然EPCO也要墊兩三年的錢,所以往往也離不開建築類央企的支持。但是北控、首創這樣的專業公司可以通過聯合體的方式,總牽頭來負責項目的規劃和設計,包括後期的維護,比在PFI裏的比較優勢更大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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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PPP項目數量減少的情況,在全國PPP綜合信息平台項目管理庫 2020年3月報中有所體現。數據顯示,財承的空間消耗非常明顯,截至2020年3月底,財承超過10%的行政區佔比1%,財承在7%—10%的行政區佔比26%,而財承超過5%的時候已經不能發起新的純政府付費項目了。

再看右上圖,在去年財金10號文《財政部關於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規範發展的實施意見》的壓力下,純政府付費項目類型這兩年持續大幅壓縮。右下圖顯示,2019年和2020年第一季度的純政府付費項目投資額淨增是負的。可行性缺口補貼投資額增量大幅上升,之於環保類,地方政府往往是將污水處理廠捆綁到河道治理及類似方式來加工PFI類項目,以獲取財承空間在5%以上的部分。2014年以來三種付費機制的佔比中,可行性缺口補貼的佔比最大為67%(右上圖),並且在2019年和2020年第一季度都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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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隨着《關於規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綜合信息平台項目庫管理的通知》(92號文)、《財政部關於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規範發展的實施意見》(10號文)兩個文件的疊加作用,財政部PPP管理庫中項目的增速基本只能維持到2%。當前A方陣參與水環境治理的主要途徑(PPP)越來越狹窄,即便對三峽也意味着市場空間的侷限。PPP空間的逐漸變小,給 “外來的和尚” 包括非屬地的投資運營公司、建築公司等參與水環境治理也帶來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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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項債又有怎樣的表現呢?李克強總理在2015年的全國兩會上拋出“工具箱”:“我們這幾年沒有采取短期強刺激的政策,可以説運用政策的迴旋餘地還比較大,我們工具箱裏的工具還比較多。”近兩年發專項債的速度非常快,對於地方平台公司尤其市級平台公司而言是一個機會,他們可以獲得資本金以後去銀行融資來做項目。

左圖可以看到,環保專項債的比例還是比較高的。在某種程度上專項債對工程公司和設備公司可謂久旱逢甘霖。右圖比較有意思,因專項債也要求有回報機制,導致專項債使有錢的人更有錢。專項債額度排名前三的省份是廣東、山東、江蘇,佔比22%;後三名是海南、新疆、廣西,佔比6%。另外,因為專項債也需要有回報模式,它與PPP的衝突恰恰在此。PPP要求捆綁運營性收費,需要有運營的收入,這與專項債項目來源一樣,地方由此會更傾向於選擇平台模式,而目前沒有看到專項債成功應用於PPP的項目。總之專項債對PPP的擠出效應至今沒有解決。

三、水務行業平台型企業的再次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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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傅老師(相關閲讀請點擊:傅濤:時代變局下的水業未來)和李力總(相關閲讀請點擊:北控水務李力:環境產業升級發展的思考和探索)都談到這個問題——平台型企業近年得到了較大的發展。上圖非常明顯的體現了平台型國企和社會資本之間此消彼長的關係。從今年來看,這一現象並沒有緩解,反而更加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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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天前我們傳播中心統計了24家省級平台公司(相關閲讀請點擊:24家省級“環保類”集團橫空出世,偶然or必然?)(實際還有部分平台公司沒有在我們統計範圍內),文章產生了很大的反響。統計在內的24家省級平台公司中,在2010年和2016年這兩個時間點成立的省級平台公司數量較多,這是什麼原因呢?這與2008年到2010年是"四萬億"刺激的時間點,以及2015年和2016年是財政部整頓地方負債的時間點相重合。由於對地方政府債務控制,國家出了很多規則,省級政府發現一些地方事權範圍內的事情,在各種嚴控債務的規則下無法完成,因此就成立省級平台公司來解決問題。按照這樣的初衷,我們的平台公司更多了。另外,成立省級平台公司往往與其主管廳局有很大的關係。比如統計結果顯示平台公司50%是與水利部和下面的水利廳或者水務局有關聯,這些平台公司主營業務一定是他的主管部門優勢領域相關。比如村鎮供水、原水業務,也包括農村環境等,水務局、水利局、環保局和住建局都有一定的話語權。還有37%的省平台公司是環保部門發起的,比如廣西環保集團、江蘇環保集團,但實際交流中發現,這些平台公司的重資產業務很難佈局。因為住建系統的資產(如污水處理廠)都在各市,而環保局部門所管轄的業務中,以工業危廢治理、三廢治理或是環境監測為主,這些領域很難用重資產的模式來開展。這些環保廳下屬的環保集團,他們的主戰場不太有利於他們資產的發揮,部分在農村環境治理上有一定作用。比如去年年底中央電視台採訪了我談對重慶環保集團的看法(請點擊:央視新聞深度調查:重慶環投模式能否破解農村污水難題),他就是靠重慶市環保廳及市政府直接協調,將村鎮污水直接劃轉到他的名下,進行統一的資產融資、投資、建設、運營,這個就來自於環保廳的作用。我們的文章是希望幫助大家識別與這樣的平台如何競爭或者合作,或者成為你的甲方,一定要去分辨他發起的部門和他未來的業務走向。網上某些自媒體關於這類平台型企業發起的評論寫得很恐怖,要一統天下把所有環保項目一掃而空,其實這些具體要分析去看。分散到各地市的市場競爭博弈是很激烈的,即便只是國企之間的博弈也是非常激烈的,不是上面領導吩咐一下就直接能統收的;同時還是要去分析他上級的主管部門,他的主管部門能給他什麼最大的支持,往往這些平台的優勢在於他的主管部門的主管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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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在水環境領域,由於PFI模式內在的核心邏輯,中央級、省級甚至市縣級平台型國企,這幾年在水環境PPP項目中間有明顯的上升趨勢。我們看到五年前的野蠻人,東方園林這一類的民企在2019年的份額繼續明顯下降,A方陣也是在下降,誰在上升呢,就是國家級和省級的政策性平台(即平台型央企、平台型國企),這是平台的特性和PFI本身的特性相互吻合的一個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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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體現了省級平台公司做的項目類型,他們的業務不止涉及河道治理PPP,也涉及到特許經營業務,所以給A方陣帶來了很大的壓力。

四、環境部斷面達標監管倒逼出業務增量

年終大考不是終點只是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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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些壓力,我們市政污水的增量在哪裏呢?我們每年都在做水業十大影響力的評選(相關閲讀請點擊:從“十大影響力”上榜企業,看中國水業17年變遷),也一直在發佈市政污水處理能力市場化部分的總量增長趨勢圖。左圖中可以看出,2019年市政污水處理能力的新增量合計非常有限,這與我們統計年鑑的數據(右圖)是一致的。這幾年市政污水的增幅一部分來自河道治理捆綁污水廠,另一部分來自“水十條”壓力下帶來的新增規模,簡單的BOT項目相對較少。整體來看,市政污水的增幅速度呈下降趨勢,基本上在6-7%。從污水處理的規模裏尋找增長空間壓力還是比較大的。

請點擊薛濤演講視頻:2019年度水務市場大數據盤點及十大影響力企業揭榜

環保行業是一個由政策驅動的領域,尤其是在城市區域,要完成各種環保的考核指標。地方政府的壓力以及建設需求來自中央部分的各種要求、督查以及各類政策、規劃中的管理指標要求。比如,我們一直要求完成污水處理率的指標,則更快各地都達到或將要達到污水處理率95%的目標。但實際上大家對污水處理這一指標存在諸多疑慮,因為,當前高污水處理率指標並沒有從本質上解決城市水環境問題。所以,要感謝“水十條”的發佈,這是由環保部門發起的一個大行動,開啓了所謂的“效果時代”,也就是斷面考核。斷面考核不僅打開了新的需求,產生2~3萬億新的建設任務,並且斷面考核是一種長期的治理管控手段,是研究當前環保領域的商業模式以及技術趨勢的一個重要入手點。在我國的體制下,環保產業要依賴於中央的管控,地方政府才有行為的動機,進而才產生企業的商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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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國家發佈《“十三五”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監測網設置方案》的通知,確定了2767個國控斷面點位。2019年5月份,又發佈了對《地級及以上城市國家地表水考核斷面水環境質量排名方案(試行)》,對當前地級及以上城市國家地標水考核斷面共2050個進行排名,並於當季首次發佈了地級以上城市斷面水環境質量的排名,公佈地表水質前三十名與後三十名的名單。這種方式,倒逼很多地方政府考慮廠-網-河的系統治理,以滿足真正效果達標的要求。當然這也會影響對企業技術選擇的策略,而且有時候在斷面壓力下也有選擇滿足迅速達標的路線。住建部提質增效和環保部斷面達標這兩個方向並不是完全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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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份,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構建現代環境治理體系的指導意見》,這個文件是由生態環境部發起的,類似於“水十條”的發佈,帶有強烈的“環保部”的色彩。事實上,這個文件叫做環境治理體系不如叫環境監管體系更貼切,因為環境治理體系非常龐雜,還應包括產權結構、財税結構、價費機制、央地分割、政商界面、商業模式等一系列的問題。該文件重要性和亮點在於構建一個可持續、長期的、信息化以及公開透明的環境監管體系,而這樣一個監管體系需要後續一系列的文件來落實。因此,對於城市河斷面考核和監管,不是2020年環保部門檢查通過就結束了,未來會在多個細節持續有所要求(注,比如斷面監測點位還將在十四五期間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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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對長江、黃河流域斷面分佈的數據可以看到,在監測體系中,湖北、四川、江西這些地方的點位分佈較多。另外,習總書記要求保護黃河,產生了1~2萬億的商機,但實際上釋放難度較大,當前也沒有一個類似於長江大保護中的三峽集團這樣的央企來接手黃河保護的任務,所以面臨着極大的挑戰。總體來看,在流域的幹流上一般不會出現地方政府的項目機會,但到二級、三級等支流上,以及城市的交界處斷面,如果斷面不達標,則會出現項目機會,特別是斷面責任所屬的地方政府的項目機會,甚至由於考核的壓力,還會出現項目模式的變化和創新。正如王凱軍老師所預言的一樣(相關閲讀請點擊:王凱軍:後黑臭河道時代水環境問題的系統思考),即便是2020年底大考達標的城市,返臭的風險經常存在,“後黑時代”也將對技術和商業模式創新持續帶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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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定期公佈的斷面考核的排名,尤其是排名靠後的城市每天被掛在榜上,必然要繼續投資治理廠-網-河。後面還會談到技術上的複雜選擇,但是無論如何,這些城市中有錢治理的地方,也必然是企業關注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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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業內對於污水處理廠提標擴容這些相對簡單的點源提升的大筆投入一直都存在爭議,但從當前的政策趨勢來看,包括前文中提到的水環境斷面監測,都會帶來着提標的要求。在接下來發言的企業中,博彙特(相關閲讀請點擊:博彙特潘建通:環保新材料和生態藥劑雙翼齊飛,BioDopp微氧工藝帶動產業工藝升級)和湖南科友(相關閲讀請點擊:科友環保侯丹:上善若水—科技引領城鎮污水處理提質增效)這樣的優秀技術企業都會發現機會,提供他們各自的技術解決方案。企業非常關心斷面考核下,對於污水處理廠提標擴容的一些硬性要求,這就為企業帶來了商機,這也是我們希望給企業提供的信息渠道,因此我們發佈了《污水處理廠提標改造商機密報》,詳情請點擊研究員郭慧的報告視頻:

五、住建部提質增效逼出污水收集率

處理規模商機有待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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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污水處理率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城市95%以上),但是在提質增效的文件發佈之後,住建部門開始調研各地實際的污水收集率。從全國各地的情況來看,提質增效文件要求污水收集率的目標到2021年達到70%—80%,甚至個別城市和地區只要求50%,可見污水處理率指標在當前新的階段已經失去意義,無法表徵,污水實際的收集(加處理)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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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從山西目前的情況來看,各地市的污水收集率如果做一個加權平均,數值要遠低於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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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湖南的污水收集率情況可以看到,也只有兩個城市超過了70%。正由於有“缺口”,才會有市場的“商機”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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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孫永利老師的研究,到2018年全國600多座城市,收集率超過80%的城市僅有87個,到2019年也僅有100多個城市收集率能達到80%以上。實際上我們估算,全國城市的平均污水收集率僅為65%左右(甚至更低),因此如果僅從提高收集率角度來看,考慮到有污水直排、溢流、以及雨水處理的需求,未來需要新增的污水處理規模可達9000萬立方米/日。

當前,城市污水處理廠的規模已經達到1.69億立方米/日(2018年數據),雖然處理能力已經非常高,但實際上,處理污水的“質量”並不高,污水處理廠的進水濃度很低。比如湖南,大部分城市污水處理廠的進水BOD濃度不足100mg/L,而且不少城市低於50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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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污水處理廠進水濃度低的原因,除了雨水的影響因素外,更多的還因為排水管道中河湖水倒灌以及地下水等客水滲入。有數據統計,我國排水管網每公里客水滲入量大約為150立方米/天。所以,理論上,如果將排水管道中的客水趕出,就能騰出3000~6000萬立方米/日的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

六、面對管網,針對混接錯解

消滅直排污水和趕客水是共識

通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當前水環境中所面臨的問題,早已不僅是污水處理廠等點源排放的問題,而是廠-網-河整個系統的問題,尤其是污水處理廠建設規模已經相當之高,水環境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管網的問題逐漸凸顯出來,前期PPP中某些項目簡單通過“大截排”全部送到下游污水廠的做法肯定難以為繼。由於管網建設存在諸多短板,目前一方面是前述的大量客水進入污水廠,一方面卻仍有大量的污水或混合着客水的污水直排(或溢流)入河,因此對這部分直排的污水收集處理是我們當前首先要解決的一大問題。在污水處理三年提質增效的文件中,也提到了污水要全收集、全處理,這也是當前最緊迫的任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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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去年起,我們就開始討論管網中存在的三種水:客水、雨水、污水混流的問題。由於排水管網中三種水的混流,除了流速慢污染物沉積,也造成了污水溢流、直排以及污水被稀釋等問題。也就是造成當前污水收集率低和污水處理廠進水濃度低等現象的複合因素。

早年間針對污水溢流的問題,國內大部分觀點是將合流制管網改成分流制管網,以減少雨季溢流的污水對水環境的影響,但這個看法最近已經發生變化。從統計數據上來,我國所謂的“分流制”管網已經佔到了大多數,但實際上水環境的問題依然存在,而排水管網質量、管網混接錯接以及管網管理等原因所導致的污水的直排、客水的滲入等問題的嚴重性已經遠遠超過了排水體制(即合與分)本身優劣的問題。因此,首先還是要解決污水直排的問題,即使在分流制體系下,由於錯接混接,造成污水進入雨水管網或者溝渠的現象大量存在,這是當務之急要解決的問題。另外,業內普遍的共識是要將客水“趕出”排水管網,因此在糾正混接錯解的行動將與一部分趕客水的任務同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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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除此以外,對於當前排水體制選擇,是否有必要堅定在300mm以上降水線選擇分流制全面改造,或是合流制管理好了也能很高效,而分流制改不動或管不好會也會陷入僵局?目前看尚無定論。

附相關閲讀:

王家卓:合流制並不落後,如何做好溢流污染控制

有時候,就要堅持合流制——排水系統改造技術研究與實踐

七、兩種壓力下的兩條路線

交織在幾不可能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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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管網的問題,實際上還是要與水環境質量的改善或是斷面考核達標作為根本導向,如果“三股水”存在混合導致污水和被面源污染的“初期”雨水不經處理的直排入河道,勢必在污水廠擴容達標之後依然持續帶來黑臭和斷面考核不達標等問題。實踐中,可以看到方曄老師在珠海的實踐(相關閲讀請點擊:珠海水控方曄:用系統思維破解城市水問題),實際上是走向純粹的分流,可稱之為最純正的“正本清源”模式,這種模式最具生態性,但同時離不開前端充分的海綿系統對雨水徑流污染的削減,珠海具備這樣的條件。他們花了更多的力氣在前端末梢,希望結合海綿城市的建設讓雨水能夠通過海綿的作用來最大程度的淨化,實現自然淨化的雨水和客水直接能直排到河道,保持濃度的污水進入污水處理廠,三股水完全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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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部分像上海(相關閲讀請點擊:唐建國:用國際視野打造上海市中心城雨水排水規劃)、深圳等這樣的中大型城市,實際上是合流和分流並存的狀態,尤其是老城區合流制管網改造困難複雜,而幾十年來的新城區建設或者新的管網建設又採用分流制(但是管理不善),這其實是我國大多數城市排水管網的狀態,合流制和分流制並存,甚至多處出現“混流制”的不佳狀態,部分城市摸索選擇“兼流並蓄”的路線。但有的地方可能是在得過且過被動應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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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概括全國不同城市的情況,我們用這張二維圖梳理了 “十四五”期間相對全面的城市水環境治理總需求,圈的大小表示各類項目總的資金需求。在斷面水質考核和提質增效文件的雙重壓力下,項目需求從源頭“分類”收集滯淨到幹管維護整修到末端削污調蓄都有分佈。比如,在前端一些有條件的城市希望做全分流,結合綠化改造做好海綿,同時在源頭小區末梢排水管網改造和維護上花更多的力氣,如珠海,也包括蘇州等。即前面所説的“正本清源”。這部分的工作量繁瑣,總投資很大,時間週期也非常長,政企界面的協調糾葛非常複雜,包括後期的管理,從長期看對於提質增效幫助很大,而短期應對斷面考核並不能立竿見影。但是,從長期來而言,對污水處理廠效率提升、河道分散生態補水效果以及利用自然的力量和百姓對生態景觀的獲得感,這種路線都有很高的生態價值。

應對斷面考核的壓力以及PPP模式下,在末端發力是較常見的情況,在各類EPCO和PPP項目中,由於考核的壓力,都可以看到對截排的重視,以及通過溢流調蓄、CSO控制等手段來配合合流制系統完成治理任務。這並不是説就一定不重視前端的改造優化,比如深圳,既對小區管網進行改造,也在末端投入了大量的工程。對於存在合流分流甚至混流的大型城市,不能指望分流改造短期內全面完成,甚至是否全面改造也未達成共識,所以各處同時發力的情況在大城市也較多,我們可以用“兼流並蓄”來描述他們的路徑選擇。

但是這樣的路徑其實也並不是完全清晰的,提高污水收集能力,包括雨水的集中處理能力,是儘量提高進水濃度,還是儘量收集處理濃度並不低的雨水?在斷面考核壓力下,比如深圳,在觀瀾河國控斷面監測點位一公里之上設置10-25萬噸的雨污混流水處理站來保證斷面達標(相關閲讀請點擊:合流制溢流(CSO)污染的控制思路及治理措施—深圳探索),這個應對環保部門的考核的做法非常的有效。因為即便完成完全的分流制並且管理的很好(實際上這也非常困難),也會因為削減雨水徑流污染的海綿沒有空間,依然要在末端處理雨水,否則有可能一場雨帶來的路面和雨水管中積存的污染導致河道立刻返臭,那麼投入巨大的資源去改造分流再加上後期維護難度,是否值得?這也就是我們當前的非常大的爭議點,國際上也是一樣,這是我們認為合流制對於大型城市的適用性的出發點之一。左健老師介紹的日本排水系統管理的先進經驗,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們思考和借鑑的(相關閲讀請點擊:湖南大學教授左健:日本下水道體系建設—制度、技術和思考)。

在中段有些事情是一定要做的,而且兩種路線從某些角度而言可以共享,比如雨污(包括客水)的錯接混接改造,管道漏損、清淤等維護工作,這一部分建設任務是大家共享的。當然,趕客水中的管網非開挖修復以及提升流速,所需要的投資也是非常大的,時間也需要很長,效果也不能迅速體現,然而又是繞不過去的任務。可以肯定的是,在未來4、5年中,技術型企業將會發現很多項目機會,比如廈門安越、武漢中儀的管網修復技術和設備(相關閲讀請點擊:廈門安越廖寶勇:非開挖修復技術實踐與發展 ;中儀股份鄭洪標:排水管道隱患排查與修復綜合技術應用與思考)在未來管網的維護和治理中都會有很大的空間,尤其在未來結合智慧化的管理需求。

從商業模式角度,我們畫出一條紅線,在整個流程中,從前端到後端明顯的在紅線上方的更適合地方水司來操作,因為這些工作的任務邊界非常模糊,時序長,資金投入量也難以估計,而項目內容會根據各地的情況,甚至是各個區、各個小區的情況而完全不同。因此,在前端(尤其是小區內)正本清源的源頭改造,以及海綿城市的建設往往不能通過PPP或EPCO的“會戰式”的模式來完成。但是在主幹管部分到後面的提標改造、溢流調蓄以及沿河的雨水、污水分散處理等相對集中的、規模化的項目,更容易通過PPP的模式來開展,當然地方水司也可以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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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對前述兩種壓力下,繼續全面鋪開的建設任務,到底選擇哪一條路線?兩種路線之間會不會有衝突和浪費?改造或維護會不會不能堅持?政府將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實施,怎麼找到資金?這個在南北方又有所不同。對於雨水的處理需求,對於低濃度污水的處理,在分散式的快速淨化裝置以及污水處理廠集中處理都會有新增的技術創新機會。但對於重資產公司的A方陣乃至三峽集團,都要逐步面對相對複雜的商業模式發現或重塑階段。

無論是正本清源還是兼流並蓄,這兩種大的邏輯的不同選擇,都在面臨一個新的幾不可能三角的艱難選擇,而在經費來源有限、融資渠道狹窄和管理機制不暢等等的不利背景下,兩部委不同的考核方向,又可能會使得地方在選擇時首尾難顧捉襟見肘。如果説依靠海綿淨化,分散雨水,更多的藉助自然的力量,必然是一個生態和低碳的選擇,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週期長,另一方面資金成本高,並且很多地方沒有建設的基礎。此外,想要建立好一個純粹的(全面的)分流系統,管理是非常複雜的,不光是一次性建設投資的問題,長期的維護管理的成本、以及整個協調的工作量都非常大。對於當前斷面達標考核的緊迫性而言,無法滿足大部分城市的要求。這就是為什麼當前很多地方政府還會選擇在河道佈置一些雨污混流處理站,在一定程度上,能迅速的解決斷面考核達標的問題。但是如果我們不做海綿或前端的管網治理和維護,只考慮後端的處理是否可行?短期來看,達標可能比較快,但一定不是低碳的和高效的,大截排肯定是不可取的,污水處理廠也是低效率的,應對CSO,如果選擇提高截留倍數,在現有處理能力下提高污水處理廠的負荷率,不但會與當前提標升級的技術產生衝突可能也會與環保部門的監管制度產生衝突。所以,即便是兼流並蓄的路線,在技術和投資上都存在着不生態不低碳甚至實際上也可能造成很多投資的重複建設和資源浪費。

因此,在斷面達標和提質增效的兩種壓力下,在地方的不同實踐中,一方面我們的問題逐漸清晰,一方面路線卻依然充滿爭議,這個可以在不同城市、不同企業、不同專家那裏都聽到,正如彈幕中提到的種種問題,相信未來幾年在我們的論壇上還會繼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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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回到未來的市場機會中,之前提到的9000萬噸的新增污水處理規模,實際未必有那麼大,如果把客水擠出,會擠出3000~4000萬噸的規模。但這部分投資會轉換到管網上。

而對於管網的維護,地方平台公司可能有更多的機會,除了管網提升,當前還要有雨水淨化的處理任務,以及無比龐大的海綿的投資,以及管網維護的任務,這些都是幾萬億的需求空間。面對兩種壓力下十萬億的需求,我們要討論的不僅是錢從哪來的問題,還有未來錢花在哪兒,先花哪裏,怎麼花,誰來花等等的問題。是繼續建更多的污水處理廠,還是用來提升和維護管網或用在其他設施上;是選擇生態、長久,還是選擇高效、見效快,還是還存在一條兼顧的路線有計劃的分步實施,需要我們在實踐中摸索,也需要看地方政府的財力,以及如何將這樣的選擇轉化為項目以及商業模式,這些都是整個行業要在未來要探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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